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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六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思科网真分论坛实录

2007/12/10　　

　　会议主题：全国化与中国企业的选择
　　会议时间：2007年12月9日上午
　　会议地点：人民大学思科网真演播室
　　
　　主持人马斌：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上午好！

　　欢迎大家光临2007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思科网真分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化与中国企业的选择”。我们将通过借助思科网真创新的“面对面”网络沟通方式，连线北京、上海和新加坡三地，将有11位国内外管理学者、意见领袖和商业精英聚集在同一平台之上，共同就中国企业如何直面全球化商战进行零距离的经验分享和智慧激荡。这也是中国企业家杂志社自2002年举办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以来，首次采用网真平台这一创新模式举办论坛。

　　我们现在所在的“思科网真演播室”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思科公司共同打造的创新高峰对话平台。基于思科网真的尖端通信技术，可以将“传输真实、再现真实”的沟通体验延伸至世界的各个角落，使身处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们都可以汇聚到这个空间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领略新网络时代的“人本网络”理念。

　　我们今天就利用这样一个全球领先的智慧平台，与北京、上海、新加坡的嘉宾面对面，共同探讨“全球化与中国企业的选择”这个话题。在此，我谨代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和思科公司向到会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出席今天会议的国内外三地到场嘉宾：

　　在北京会场的嘉宾有：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先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先生、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先生、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林正刚先生、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先生、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旭光先生、埃森哲公司大中华区主席李纲先生。欢迎各位的莅临！

　　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吴伟先生和三达膜集团董事长蓝伟光先生，在新加坡的思科网真会议室，与我们隔海畅谈。

　　远在上海的分会场我们请到的是新浪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曹国伟先生、《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副社长、《解放日报》总编裘新先生、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先生。感谢诸位与我们通过思客网真团聚！

　　下面，我宣布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思科网真分论坛正式开始！

　　首先我有请主办单位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先生讲话，有请刘社长！

　　刘东华：

　　非常高兴，我们有上海的几位嘉宾和新加坡两位嘉宾和在座的朋友。这一刻大家在见证历史。刚才林总跟我说，在全球范围内，这是全球第一家利用思科的领先技术打造的思科网真演播室。中国企业家年会我们也是全球第一家使用网真技术实现跨地域的沟通，现在新加坡还不够远，下一步要越过太平洋和大西洋，在同一个时间与大洋彼岸进行“面对面”思想碰撞和智慧分享。今天，我们要用好创新的形式。现在要全球化，首先要有技术、管理全球化支撑战略全球化。我们用好技术的创新，演绎得更加充分和到位。之后总结的时候，让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等更多全球更重要的领袖人物如果不方便到达我们领袖年会现场，可以在全球同时进行智慧的碰撞和分享。

　　最后一句话，祝2007年（第六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思科网真论坛圆满成功。

　　非常感谢诸位，感谢刘社长精彩致辞，接下来有请林正刚总裁给我们致辞。

　　林正刚：感谢大家，欢迎大家参加在全球第一家用思科网真演播室做的年会。思科网真推出来时间不长。用一句话表达今天的场面——世界是平的。今天新加坡、上海、北京连在一起。今天，我们系统在全球153个地点运用，我们可以连到很远，距离已经不是问题。我们都是管理层的人，有这一类新的沟通工具、新的沟通手法，对我们管理的手段、手法有一定的帮助和冲击。《二十一世纪管理的挑战》说，因为新的IT信息技术的挑战，我们今天有很多管理上的理论都可以丢到垃圾筒里，这一句话是很有意义，我们不断见证这一方面技术的出现。

　　我们这一个论坛通过思科网真技术在做头脑的碰撞。

　　谢谢大家！

　　主持人马斌：感谢林总，迫不及待要进行头脑碰撞。

　　首先有请张维迎院长给我们做主题演讲。

　　张维迎：

　　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企业的选择”。历史上有两次全球化，第一次是在100年前的1890年到1913年。我们现在这一次全球化跟那一次全球化最大的区别有两点：

　　第一，上一次全球化主要是贸易，产品从一个国家流向另外一个国家。再有，人才，像大量欧洲移民到美国。还有，资本。

　　这一次全球化有一个很大区别，不是简单的产品的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动，而是整个价值链在全球范围类分配。今天在中国买到好的东西，可能生产部件不是在中国生产的，可能中国的东西出口到美国，美国经过加工之后再卖到中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从这一个特点来讲，中国企业很重要的一点，你要考虑全球化价值链的问题，哪一个价值链最能够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们最具有竞争力。价值链不同的部分，付出的劳动和价值是不成比例的。比如说，越到价值链后端价值越高，价值链早期的价值非常的低。我们加入全球化运动当中，中国企业处于哪一个价值链的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属于价值链低端，我们用什么的方式往价值链高端走。

　　另外，跟100年前全球化不同的是我们的技术。现在信息的传送是瞬时间的。物质的传送不能瞬时间但也是非常快的，现在是“地球村”。在这一种情况下，所有的东西竞争越来越激烈。比如说我们的主持人要变成全球化的。你的饭碗能不能保住，美国人可能会跟你竞争。现在竞争激烈得多，竞争激烈了之后，赚钱越来越难了，而不是越来越容易了。

　　创新变成了能不能生存的一个决定性条件。100年前，按照传统的方式生产的东西运出去就可以了，现在这样不行了。所以，我们要强调创新变成了全球化时代下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

　　我先讲到这儿。

　　主持人马斌：非常感谢张教授的发言。他谈到了世界是平的、地球村，也谈到了挣钱越来越不容易了。

　　目前我们中国的企业在价值链上处于前端，价值链越处于后端，附加值越高，这是中国企业面对全球化很重要的问题。

　　下面有请王志乐。

　　王志乐：

　　我非常赞成张教授提的问题，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中国目前在中低端，所得价值较低。但是这样一来，马上提一个问题，中国对待全球化是融入全球化还是偏离全球化。就这样的问题提三个观点：

　　第一，应当开阔视野，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企业的发展。这些年来，企业对战略非常的重视，但是比战略更要紧的是视野，没有全球化视野的时候，碰到困难就会退回来。今天这一个会议重点看全球化中的最积极的力量，就是全球公司它现在在做什么。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从1992年以来，冷战结束全球市场出现以来，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移。

1. 从跨国资源转向全球配置资源。


2. 强调在全球多中心、多节点网络式管理。


3. 走向全球的时候，他们的理念和文化做了重大的调整，他们吸纳多元文化，承担全球责任。不光是为本国的股东负责，还为所在国的社会负责，环境负责。

1. 视野要比战略更重要，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2. 从民族企业到全球公司转变观念很重要，狭隘的民族情绪有人当成理由，还把公众、企业界、媒体界引入了误区，这是不对的。


3. 拳击界有一句话，最好的防守是进攻。

　　下面有请谭旭光发言。

　　谭旭光：我更多的是在操作层面，企业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一个载体。我也赞成张先生和王先生的观点。对这一个问题我有三个观点：

　　第一，确立全球化的标准。中国的企业要知道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内涵要知道。要有全球化的理念。从战略上确立有全球化理念，要研究全球化的战略。过去企业上是卖产品和经营产品，现在要研究战略。

　　企业全球化的标杆是什么？每一个企业都需要确定这一个标杆。

　　第二，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全球化的差距，要诊断。每一个企业要对全球化的标准要有诊断。我也经历了几个阶段。过去国际上的企业先把好的产品卖给我们，再把好的技术卖给我们，好的技术是我们认为的但它并不一定是好的技术，可能是他们淘汰的技术。现在跨国公司技术也不卖给你们了，中国崛起了，中国的技术迅速赶上他们，他们干脆资本重组，这是最大的挑战。

　　我们要诊断我们的问题，有一些问题要跨越式考虑。

　　第三，过程。我们走几步。很多人说全球化是什么，国际化是什么。全球化是卖产品吗？不是，对企业来说，是经营品牌。全球化要从企业操作层面上扎扎实实。要多干、少说。

　　主持人马斌：

　　第一，让大伙儿知道什么是全球化。

　　第二，要认识到差距，要很清晰的认识到差距，这样才会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

　　第三，过程。过去是卖产品，后来卖技术，现在人家玩资本。张维迎教授说，在全球化当中，创新不是一个概念问题了，也不是一个噱头问题了，而是生存的决定性挑战。现在进入了技术和资本的竞争，怎么样理解这一个过程当中的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谭旭光：也就是说，外国到中国来控制一个企业，要重组，是通过中国的资源来重组。这一个时候，如果我们认为创新是把产品卖到国外去是永远赶不上的。

　　主持人马斌：有请吴伟。

　　吴伟：谢谢主持人。我们论坛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企业的选择”。论坛给了我们三个问题。

　　第一个，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全球化。新加坡是中国在海外中资企业最多的国家，有1000多家中资企业，有很多模式。像爱国者、TCL和海尔做国际化是不一样的。TCL从越南开始，海尔是一步打入美国。条条道路通罗马。张维迎教授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中国企业做全球化要考虑在价值链上处于什么位置，还要看生产体系。有的时候是从生产驱动，制造业是提高质量和劳动质量。还有一个驱动是市场，比如说服装业。除了看价值链处在什么位置，还要看生产体系。

　　全球化路径有哪一些？温家宝总理两个星期前来新加坡访问回到北京的时候，接见香港特首的时候出了四个绝招。香港怎么样面对新加坡的竞争，创新、制式、人才、环境。温总理把创新放在第一位。香港要面对新加坡的竞争，要有这四大项。

　　总理把创新放在第一位，是有他的目的的。创新有很多种，有维持性的创新，也有一些破坏性的创新。我们现在处在价值链的低端，这也有一定好处。现在创新课程非常多，有一些是破坏性的创新。破坏性的创新不是，以新的产品更低的价格来抓住那一些老大哥忽略的部分。潍柴动力老总说了，跨出来并不容易。我们有一些企业想走出来就想做老大。这并不容易。

　　全球化有三种可能性：

　　挤占市场，开拓市场，制造市场。

　　破坏性创新在制造市场方面，是一条很好的路。

　　我先讲到这里。

　　主持人马斌：破坏性创新是什么？

　　吴伟：

　　以前的照相机已经占领了市场。而现在手机也可以拍照，这也就是破坏性创新。逼着相机厂商往高端发展，现在低端照相机不生产了。手机原来就是手机，现在还可以做照相机，这就是破坏性创新。现在我们出门不用带相机，带一个手机就搞定了。

　　主持人马斌：也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

　　吴伟：对。老大哥、企业领先者应采取维持性的创新。

　　主持人马斌：吸纳多元文化承担全球责任，谈到文化，您是做人文科学研究的，目前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主动出击，需要做文化方面的准备吗？

　　吴伟：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通用电气的韦尔奇，那么大的企业要并购的时候，韦尔奇花三年时间做文化，看企业处在什么样的环境，这一个环境是指外部和内部的环境。我们企业要走出去，要非常重视当地的环境，包括人文的环境。跟温总理给香港特首面授的绝招一样。很多中国企业水土不服，出去的时候轰轰烈烈，没有两三年就回来了，这是水土不服。

　　主持人马斌： 有请蓝伟光先生。

　　蓝伟光：今天参加论坛，也是全球化最佳的写照。

　　我们是11年前在中国创业的留学生企业，也算是比较早走上全球化道路。两年前我们并购了一个世界500强的子公司。外国人卖技术给中国人，对中国人是很好的技术，对他们来说是二三流的技术。我们利用国外重组兼并的机会，我们从购并企业着手，整合核心的技术，然后把核心的技术转移到中国生产。反过来，我们购并了它，不仅仅是掌握了它的技术，而且我们利用他们的网络，把我们中国留学生品牌重新卖向了国际市场。我们虽然是一个小公司，在全球化道路上走了一条独特之路。我创业的时候，我们主营业务是用我自己的名字起了一句话，致力蓝天碧水事业，追求伟业光大目标。

　　很多人去过德国，德国的莱茵河非常的漂亮，两岸的景致是蓝天碧水，但是30多年前的莱茵河跟中国的有些河流一样，到处被污染。德国人花了很多钱治理这一个河流。10多年前看到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每一个地方强调经济发展，都是先发展经济，先不管环境。作为留学生应该采用清洁生产，而不要重走国外的老路。我们走了一条蛮艰难和蛮苛刻的路。我们经历过苛刻，也取得了成功。03年在新加坡上市后，我们通过并购掌握了核心技术。中国清洁生产的路是蛮苛刻的。高兴的是，中国现在强调节能减排，国家在考虑环保怎么样处理。中国很多国有企业尤其是化工企业，像华北制药和石家庄制药也采用了我们的技术，在降低污染的同时提高了收益。

　　每一个公司要有差异化的战略，每一个公司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是留学生受过外国人的教育，在研发方面有很好的思维，很多人做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在工业上发挥效益，要与工程结合走产业化之路。两年之前并购德国企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并购？因为我们自己研发很困难，我们必须站在巨人肩膀之上。我们并购的时候，新加坡人说，很少有亚洲人收购欧洲公司成功的。我们要掌握核心技术，必须走这一条路，我们硬着头皮走这一条路。我们总结起来有两条。借用邓小平一句名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我们去德国请专业人士管理这一个企业。这一家公司并购成功了，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企业。

　　主持人马斌：我对您谈话特别感兴趣，您把的事业用您的名字再解释。

　　蓝伟光：致力蓝天碧水事业，追求伟业光大目标。我希望明年在德国参加思科网真的论坛。我们收购德国企业的技术非常有用。

　　感谢新加坡两位嘉宾发言。有请上海嘉宾发言，有请曹国伟总裁。

　　曹国伟：谢谢大家，很高兴在上海通过先进的思科网真系统跟大家交流。

　　我是做互联网的，我记得我当年加入新浪的时候，是八年当前，从某一种意义上，新浪那一个时候还算是国际化、全球化的公司，我记得我们当时的收入50%是来自于中国以外的市场，包括北美、香港、台湾。新浪在美国上市，在台湾、北京、上海、北美、香港等地都有办公室。今天新浪97%收入来自于中国大陆。是不是说我们新浪国际化的进程有了退步？我们的全球化进程有一些瓶颈？某一种方面有这样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从新浪的例子来看，一个公司要发展，我们之所以在北美、香港、台湾不能很好的发展起来，受制于很多地域和环境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市场的因素。比如说在北美，华人是两百万人口，但是很多华人都通过英文网站基本上满足了他的需求。作为两百万人口的市场，互联网市场空间非常小。这一个角度来说，全球化也好，国际化也好，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各个企业还是需要按照自己本身的市场特色和业务的特色，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寻找自己最适当的定位和发展的目标，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从互联网角度谈一下。今天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企业的选择”。在很多产业里面，跨国公司也好，全球公司也好，给中国企业带来很多压力和竞争，但是有一块很有意思的是，互联网企业全球品牌有很多，像雅虎、Google、eBay等，他们在中国没有成功，在中国成功的都是中国本土化的企业。这一些本土化的企业有特质，几乎是在境外上市的公司。这里面给我们很多有借鉴经验。

　　在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为什么能够成功？

　　一方面，拿到了很多资本市场金融方面的资本支持。

　　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是在中国找到了发展中国互联网的模式。在中国很多人都觉得中国互联网模式是靠美国的模式，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这样，比如说门户网站拷贝雅虎的模式，做搜索引擎拷贝Google的模式等。但是在中国，真正做起来的互联网公司、成功的互联网公司，把美国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推向了中国，真正发展起来，找到了中国市场上网民真正的需求，以及在中国市场上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互联网道路。比如说，我们做门户网站跟雅虎的门户网站有本质不一样，我们是以内容为主，雅虎以产品为主。

　　再比如说百度是中国最大搜索引擎，在技术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百度发展模式跟Google完全不一样。从产品和技术上是可以看得出来。

　　再比如说，中国有一家携程网，做酒店和机票预定等等，它的很多盈利模式跟国外又不一样，70%收入来自于线下的收入。

　　成功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跟美国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运营模式在本质上很不一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找到了中国用户和中国市场本地的需求，有一个本地化团队把这一个需求变成可操作的模式。

　　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化品牌不一定在中国市场上占有优势，不一定有非常强的竞争力。中国企业找到一条符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运营模式跟商业模式，同样可以在自己的领域打造国际的品牌。

　　谢谢大家！

　　主持人马斌：曹总，关于互联网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有人认为，事实上探讨互联网本土化和全球化、国际化，这是一个伪命题。比如说，新浪找到适合中国用户需求的模式和本土化团队和自己独特的运营模式，从资本架构来说，是一个很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企业。

　　另外一个问题，有人认为，事实上如果说假设存在本地化互联网企业之所以在中国市场上运营得很好，恰好是因为美国互联网公司全球化非常发达，中国市场占的比例可以忽略不计，您怎么样看待这两个问题？

　　曹国伟：并没有矛盾的地方，资本来自哪儿并不重要。互联网产业跟IT产业一样，前期投入的时候有很多，有一些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帮助这一些企业成长和发展。这一些风险投资开始的时候来自于美国等其他国家的风险基金。资金来源并不重要，关键是，你拿到这一个钱怎么样发展这一个企业。在中国有很多互联网公司，今天在互联网企业里面，钱是缺的，大量风险基金和私募基金帮助这一些企业。真正发展起来，光有钱不够。要发展起来，要有非常好本地团队和找到本地用户的需求，这是关键的需求。

　　第二个问题，中国互联网企业之所以发展起来，是因为国际上大品牌公司没有足够的精力或者觉得市场份额太少。这里面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但是这不是主要的因素。对很多大企业来说，不管是通过并购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方式都进入了中国。很多互联网公司跟新浪经营模式差不多，为什么没有取得很好的市场份额？关键是在于他们不理解中国互联网在现阶段发展的需求在哪儿，用什么方式满足这一种需求。这不是精力问题，也不是资金投入不够的问题。

　　张维迎：马克思讲过，资本家没有祖国，消费者是有祖国的，中国互联网成功是这两句话的结合。用国际资本发展中国的互联网。有两类产业，一类是文化敏感产业，一类是文化不敏感产业。互联网是非常文化敏感的企业。谭旭光的发动机对文化不敏感，这两类产业是不一样。外国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很难成功，因为像曹国伟所讲的，它很难理解中国的消费者和中国网民的消费习惯和特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裘新：

　　我们是做媒体的，从观察的层面谈经济全球化的感想。有两点：

　　第一，经济全球化下如何决策。

　　第二，经济全球化下如何选择。

　　媒体是历史进程当中的观察者。要让大家了解中国的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和每一个公民融入到全球化当中会碰到的文化的碰撞，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

　　让公民都知道什么是全球化。我们报纸在上海，是上海综合性报纸，去年我们派了五个记者访问上海企业走出去的情况。有一个企业在巴西做地板，在亚马逊的河流附近，在当地深深的领略到当地的民众、当地的官员对中国企业做全球化资源配置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看到我们中国全球化资源配置的问题，他们是怎么样看待中国企业家掠夺当地的资源，中国的企业通过各式各样文化的手段去融合。

　　有一个小组到了韩国， 碰到了韩国工人罢工，我们记者在罢工现场跟韩国工人了解情况，在韩国汽车工人眼中，中国企业到了之后，对他们的福利待遇有了很大的冲突。

　　我们到了圣彼得堡，亲身领略到，发达国家体制跟我们体制有关系。文化生活层面方面的描述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例子。

　　第二，经济全球化不等于媒体的全球化，中国媒体将迎来空前的变革。今天各位学者和老总谈到了全球化给我们的挑战。作为媒体，我们也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一点上，面对全球化压力面前，我们和各位企业家感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还是认为，企业全球化是不是能够成为媒体的全球化？对这一个问题，有不少的争论。原来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有一句话我非常的清楚，不能因为出现了全球化跨国公司或者全球化信息传播，我们就滥用媒体全球化的概念。目前，发达国家有三分之一信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有70%来自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媒体声音太小、太弱。在这一种情况下，提媒体全球化是有危险的。海外媒体进入，对我们媒体环境带来影响。

　　这30年来，经济领域出现的以开放促进改革的效应在传媒领域，我们也相信迟早也会出现。这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中国古人有一句话，逆势而夺不如顺势而为。今天这一个势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正在形成。这对我们是非常重大的利好。传媒有可能迎来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的机遇。中国的媒体一定会顺应大势，把握机遇，积极发展。变革的前夜会很长，变革虽然会带来风险，虽然这一个风险一时间压过机遇，但是我们还是要积极的迎接变革的到来。10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的落后会被动、或挨打。经济全球化趋势告诉我们，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日益强大，文化和媒体影响力的落后也会导致我们的被动。

　　我们都是媒体从业人员，和在座企业家一起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企业，也打造国际一流的媒体。在全球化道路上，这两个产业共同发展。

　　谢谢大家！

　　主持人马斌：下面有请林正刚发言。

　　林正刚：我今天来做学生，学了很多东西，让我发表意见，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王教授提到了全球视野和转变观念，用这两点说一下我自己的体会。

　　我在中国有二十几年，在国外也二十几年，两边的状况都有机会进行比较。中国人是十分聪明的，中国企业在跨国企业竞争里面，有很好的人才。中国人跑到国外去，它有机会看到之后，形成了全球视野之后，结果完全不一样。

　　我们最近并购了一家公司叫网迅，这是很好的例子。它是杭州人创始的，跑到美国上市了，不只是上市，在这一个领域和行业里面占了最大的市场份额。这一类的公司不少。如果我们站在不同高度看问题，我们做出来的效果比今天效果会更上一层楼，当然今天效果也已经很好了。比如说手机发展，是后面才起来的。全世界里面，中国手机网络是很好的，美国人来到这儿都很羡慕我们。美国人手机是一条接通，另外一条又接不通了。我们可以后发先至。如果我们站在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这一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谢谢！

　　主持人马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后发先至。有请陆红军。

　　陆红军：各位专家和各位企业家做了好的观点的阐述。

　　我重点谈一下金融对全球化企业的意义。前面有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来自于高科技行业，中国在制造业也有走向国际化的企业。

　　张教授从价值链上分析企业全球化的重要性。在美国跨国公司行业有金融业、交通、科技、制造业，如果我们有全球化的企业，中国有一些高科技企业在高科技行业里面打败了国外的企业。在制造业方面，我们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但是很遗憾，中国在金融业走向国际的过程中，在在并购和海外投资方面还没有产生刘翔、姚明这样的国际明星。金融企业是不是需要深思。最近我在《第一财经》发了一篇文章，中国要成为主动金融国家，我把金融分成主动金融国家和被动金融国家，在适当时候，中国要调整金融战略，从被动型变成主动型的。主动型是定规则、市场、价格、人才。拿人才来说，全球型的资格认证基本上没有，我们是考人家的认证。产品定价权在产品期货当中，有定价权的也不多。我们要变成主动型的金融国家，这是非常大的挑战。这一点对跨国公司走向世界是很关键的。十七大提到自主创新是我们国家的核心战略，这一个自主创新就是企业。企业的创新必须要由金融体系来支撑。现在我们企业家跟金融家一起来思考金融体系。现在经济的核心是金融，金融的核心是体系，这有两种体系，一种是欧洲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另外一种体系，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是以企业自己决策通过直接融资融的资金，通过并购、IPO等。需要这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持我们的系统。将来，我们以资本市场为主，还是以银行为主（起码我们现在是以银行为主体），还是以两者结合产生中国特色的？

　　1994年，我们跟联合国发展组织、中国对外经贸部、国家金融司举办了跨国金融首届高级论坛，在国内也是第一次。当时我找人过来讲课非常的困难，当时那么多企业还没有跨国企业。现在从跨国经营到跨国企业到全球企业。这一种定位从金融角度来说，需要我们自己思考。

　　第二，从文化的角度，我们跨文化的能力建设。全球化的核心是跨文化能力的建设，这实际上是全球化经营。1988年11月8号我们当时发起跨文化研究协会，当时我们要跟人家解释什么是文化，现在这一个观念大家都理解了，但是文化建设尤其是全球文化能力建设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像世博会的秘书长提出来，世博会成功的标志是两个，一个是宣传工艺技术，另外一个是文化。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是否把跨文化能力建设重视起来了呢？企业全球化金融的跨文化能力建设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

　　谢谢大家！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

　　对我们这样的企业，特别是从事全球业务的企业，像思科网真这样的技术对我们很有帮助。

　　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口号。如果我们对艰苦没有认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失去我们的信心。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企业的问题，在中国开放的30年间，所有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把他们的经验总结一下，他们心酸和经过的奋斗，有更加深的体会。比如说在全球已经特别知名、特别有影响力、特别有资源的企业在中国屡屡失败，投的钱越多，品牌影响力越差，花的钱越多，经营的结果也不好，结果是不断的换CEO，他们领导的更换频率比我们更快，因为是全球化的问题。不要把全球化看成是我们中国企业遇到的问题，全球企业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遇到。

　　我们遇到一点挫折，遇到困难很自然。因为比我们强大对手遇到问题比我们多，我们稍微遇到一点，表明我们处理得不错。要有一个好的心态。我们的媒体也是一样，一旦有什么事，就说失败了，踏上一万只脚，让它永远不能翻身。跨国公司在中国全球化的失败，这一个总结是很值得我们做的。我看过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在MBA很著名杂志上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如何管理有30%人员流动的情况下的研发机构。

　　全球化的问题本身是一个系统，全球化过程我们能不能得到一个结论，我认为得不到。因为全球化是企业的选择，不同企业不同的资源、不同的现状有不同的选择，这一个选择可能是差十年、二十年。有的第一步在资本层面上操作，有的第一步也可能是给别人打工。我们看到品牌，所有中国企业要耐心，日本企业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品牌用了几十年时间。我们今天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思科、埃森哲，如果问普通老百姓，肯定不记得这是什么样的公司，是做什么的。在这一个过程当中，系统的进步就很重要。举一个例子，东软是做软件服务的，我们现在有13000名员工里面有5000名员工每一天都做海外的业务，每一天有400、500人在飞机上飞来飞去到客户的身边提供服务。我们做这一个工作已经做了十几年时间，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最有信心的是，中国每一年有几百万大学生每一个人有很好的技能，每一个人的技能在全世界比起来是不错的。我们真正融入这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在整个系统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比如说，中国是不是尊重知识产权的国家，我们怎么样努力，我们都会戴上这一个“光环”——这一个国家对知识产权不重视。

　　还有文化。我们教育训练了一批一批有知识的人，但是如何学会融入文化，这个距离相当大。甚至不知道根本工作的准则。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说要有耐心？每天要在学习。我们融入过程当中，进入到了全球化大课堂，每一天的失误、花费都对每一个人有改变，这一种改变可能是中国有问题，东软企业没有问题，这一个企业值得信赖，是的我们业务有100%、40%、50%的成长，这一个过程对我们来说，相当长的拉开了我们的时间。比如说人力资源，大家知道IT服务行业像三四年前的制造行业，现在向全球转，如果不转移，优秀的公司竞争力会下降，现在客户给的钱越来越低，不管是多高科技的产品，客户都想便宜的。就像《世界是平的》说的一样，教授也要便宜的。同样工作能力下，当然要选择便宜的。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印度首先承担这样的角色。在全球化下，全球IT人才在印度恶性的循环，工资每年涨15%至20%，人才流动率还是20%，印度到中国来找人，中国号称每年有500万、600万大学毕业生，像我们今年招了4千人，一个国家增加10万人的工作，但面对全球化的过程，这一个人数是很少的。从10个人里面挑一个，需要100万人。我们的教育跟需求有很大的距离。如果从50个人里面挑一个，我们需要500万人，中国大学毕业生一共这么多。全球化是一个系统公工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需要很多人努力。这一个企业不可能用自己独立的企业进入到这一个过程。中国是要准备，中国在制造业里面，从供应商，从国家基础设施，从企业竞争能力，包括我们企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跟前二三十年不一样。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办公室，让全世界研究中心搬到这儿，这样的准备我们还不充分，这不是中国企业的选择，而是中国的选择，是全世界企业的选择。

　　主持人马斌：有请埃森哲公司大中华区主席李纲发言。

　　李纲：

　　第一波，从发达国家向非发达国家进行产品、资本、技术、人才的输出。

　　第二波，全球化。

　　在第二波中，首先是铺设光纤，使信息传输和网络连接成本降到每一个老百姓承担的地步。再加上像思科信息的压缩技术和硬件，使过去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很多是在公司层面推动。第二是很多跨国公司在寻找新的市场。我们看全球最大的100家公司有65%是在本部以外的国家。第三，全球化驱动因素，跨国家、跨地域全球商业协议的签订。这三者造成了第二波的全球化。

　　我们把全球化的特点叫做多极的世界。从第一波看到的是源于欧洲的或者后来是美国和欧洲的。而现在比较清晰的看到全球化是多极的。不仅仅是从发达国家向非发达国家输出资本、技术、人才、产品、文化。有很多的是从新兴的国家像中国、印度向其他国家输出。在中国，我们看中国金融企业也在输出资本。比如说国家发展银行买了英国一家银行的股份，民生银行买了旧金山一家银行的股份，平安保险也买了国外的公司，中国银行（香港）买了东亚银行。从过去简单的外国公司到中国来输出资本来购买，现在看到多极化特征，中国企业或者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向其他地区也在输出资本和人才，人才可能是通过信息平台来输出。

　　在多极化状况下：

　　第一，中国本身已经是全球化市场之一，不能光说要全球化，非得走出中国。中国已经是非常大的全球化市场之一，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

　　第二，中国的产品、中国的品牌也必须要走出去。这两个不是相互矛盾，而是要同时发生的。

　　简单讲一下，我们在全球最近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品牌的研究。中国90%产品输出是以OEM出去的，有10%以自己品牌出口。中国是产品制造最大的国家，但是90%是以贴牌形式出去的。我们研究了19个国家，4600个消费者，有1000个在中国：

　　1、大家对中国产品有印象，但是他的印象是中国产品是低价的产品，质量有一些问题，这里面有一些媒体炒作的因素。

　　2、我们发现，在国外对中国品牌和产品的了解是有的，但是怎么样转化成为在购买中的考虑，这是欠缺的。而从考虑变成购买的行为，这是更欠缺。这一些情况并不是说全球都是一样的。我们也发现，在地区上是不平衡的，比如说在美洲，在美国和加拿大和墨西哥，大家对中国品牌和中国的产品还是可以接受的。在阿根廷和巴西接受得比较好，在欧盟，总体来说不太接受，但是在西班牙接受比较好。在亚洲，东南亚接受得比较好，日韩是非常困难的。基于这样的研究，中国的企业：

1. 要搞好中国市场的品牌，不要说要全球化，其他的市场不管。曹国伟也说了，新浪基于中国市场，占90%多的份额，这也是全球化的市场。要搞好中国市场的品牌。



2. 考虑渠道，不仅仅是卖东西。中国产品输出是OEM特点，不考虑渠道。如果不考虑渠道，产品出去带来的背后的文化是没有办法传输出去的，特别是对文化敏感型产品更是这样，没有渠道是没有办法把产品的品牌提升起来的。



3. 中国的企业要考虑收购一些当地好的品牌，帮助把中国的产品比较好的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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