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长途电话怎么打？

　　就在离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三新大厦10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个打字复印室，如果注意看的话，在门上很显眼的地方，贴着“国内长途0.15元/分钟、国际长途0.4元/分钟”的字条。
　　“我的这个店面，现在的每天营业额大概在260元左右，周末的时候会高一点，能超过300元。”经过一阵寒暄和试打了数个电话后，老板敞开了话匣子，“这样的电话吧，也就我们这样的复印室能开，你说的网吧里做，不太可能，文化、工商查得很严。”
　　就这样仅有一台PC的复印室中，赫然放置的七台电话是如此的明显，“一般来说，依靠复印挣钱只能够支付房租等费用，而要赚钱，就要靠这些电话了。其实做起来也并不是很难，像我这样的店面，大概投入3万元（人民币），再找点路子，就可以了。”
　　春节期间，大部分农民工都已返乡，滞留在广州的农民工不多，并且，这个“私有”的公用电话位处“非农民工活跃区”，生意难做，老板决定要降价。“春节期间，电话费用会再降五分钱，长途一毛钱一分钟，或许你们更能接受一些。”
“农民工电话”哪里来？
　　对于普通百姓生活而言，一毛钱一分钟的长途电话费用，无疑充满了新鲜，而当新鲜过后，则是更为长久的疑惑——如果将这样的电话称为“农民工电话”的话，这些电话是如何来的？又是如何打通的？
　　“就如同香港电影《无间道》中所说的那样，运营商内部有所谓的‘内鬼’，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某业内知名专家犹豫再三后，还是向记者简短地解释出这一句。即使只是短短数语，该专家还是再三叮嘱，不得透露其姓名，足见这“内鬼”一词背后所代表的含义之深。
　　农民工电话的打通，依赖的重点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更直接地说，在于一次“入网”或者说“落地”的机会。所谓VoIP（Voice over IP），技术层面的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不成问题，目前设备商们早就将语音话题搁下，而将目光投入到下一个阶段，即电话终端的多媒体应用（宽带电话）中去了。
　　购买一个小型的语音IP PBX（随着市场的成熟化，该类产品只需不过千元就可实现），将普通模拟语音转变为数据信号，连接到运营商语音网关，并且获得进入认可，再进行寻址，就可以使所拨叫的号码得到响应了。关键一环在于，“农民工电话”的呼叫如何获得响应和认可？
　　“这就需要有人放水了。”记者电话询问河南电信设计研究院某研究员，得到的回答很直接明了。据他介绍，无论固定运营商还是移动运营商，其计费系统都是建立在已知端口上的，“换句话说，如果运营商内部的人在计费系统所关联的接口之外另开数个端口，只要不是关键端口，一般是没有问题的，这些通话既不在计费系统的‘管辖’之内，也就不会算做运营商的运营成本，运营商的管理层也只可能面对两种情况:一是真的不知道，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不管。”
　　“这样的情况在所难免。试想任何一个行业都有灰色地带，语音交换机的端口之多，只要处理好了，即使开个数十个，也不会有问题。”负责为北京移动运维做支持的某设备商工程师张涵笑着在电话里说。
　　“那么，长途电话终究是要通过不同的电话局和域的，这些通过非规定入口的数据到别的局，是会产生计费的，这样一来出现的计费误差问题如何解决？”
　　“盗打电计费不清等等问题，运营商还远远没有解决，非法接口问题虽然日渐严重，但和主要语音业务相比，仍是沧海一粟，从运营商的报表来看，也许只是一些极小的误差而已。”张涵说。
　　还有一、个话值得注意的情况是，非法运营商的“落地”，有很多并不是“落在本地”，而是“落在了外地”。“跨地区的落地，因为Internet而变得简单，各种接入端口的存在，使接入手段隐蔽而多样，有些地区性的运营商、特别是省级以下的数据中心和接入中心，为外界地区提供非法接入的情况已经很多了。”河南电信研究院的那位研究员说。
“农民工电话”反衬了垄断？
　　与盗打电话相比，“农民工电话”的本质有明显的不同：盗打电话尚有人承担话费，而农民工电话则属于完全非记录状态下发生的通信，所有的通信收入，也完全由运营商之外的那条不在光明之处的“产业链”（如果我们认为非法运营已经成为产业的话）去瓜分了。
　　早在2002年，根据中国电信的估算，非法运营就已经给当时的广东电信造成每月3000万元人民币的损失。而到目前，随着VoIP设备的降低，各省级运营商纷纷建设NGN，新的价格战已经拉开，这个过程中，非法电信运营（地下运营）的势力已迅速膨胀——不幸的是，这一现象虽然历时已久，但是运营商、司法以及政府决策方面，一直没有做出有效的应对。
　　毫无疑问，随着VoIP技术的成熟，通过公众互联网进行语音通信，已经不成问题—事实上，Skype、MSN、QQ等软件都可以在已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上实现语音通信。但问题是，如何实现从计算机到普通电话的相连？更进一步说，如何通过将通过公众网的语音呼叫和通过运营商专网（无论是PSTN网络还是NGN网络）连接起来，并能够有效连接到固定电话上，成为业界关注的问题。
　　与美国、欧洲不同的是，一方面，中国的码号资源已经由国家下放给运营商，运营商成为事实上的电话号码分配者，也因此先天性的具有垄断能力—即使中国电信业已经过数次拆分，但是总体国家垄断的局面没有打破，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大多数价格战，仍只是发生在运营商总部的默许或者不支持状态下的部分地区，没有任何一个运营商集团性转舵，主动投入到竞争中。另一方面，中国的语音电话运维权管制得相当严格，“连中国移动都没有经营固定语音业务的牌照，更何况其他的一些虚拟的SP呢？”张涵说。
破除“坚冰”是否在短期实现？
　　“其实也有些情况在发生转变，就我所知，在福建的某些地区，移动运营商直接将自己的光纤从基站拉到小区，以座机方式、移动号码为用户提供家庭服务，同时也提供宽带服务，这样的竞争虽然不多，但是已经反映出一些地方上的灵活性，同时，也说明运营商自己也正饱受一些滞后政策所累。”爱立信企业系统部门市场总监陈刚如是说。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即使在中国已经出现了TOM-Skype这样可以通过计算机向电话座机呼叫的服务，但是只要分析其呼叫途径，就可以看出：所有通过信用卡支付费用的用户，在向固定电话呼叫时，呼叫信息仍然是先通过Internet传送至美国的语音网关，而后在长途奔袭到中国的固定运营商的网关进行接入。
　　根据现有通话协议规定，固定运营商提供接入一方在被呼叫时是不具收益效果的—中国拨至美国的电话，美国方面也将同样对待，所以中国运营商在为Skype提供接入服务时，不存在收益问题，这一点让中国运营商很苦恼。
　　但是由于中国运营商的资费规定相对于其他途径高出太多，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中国运营商除了传统的每分钟1.1元的长途话费多年未曾改变，另一方面，即使运营商已经向社会提供了一些特殊的资费策略，但是在价格上仍然不具备任何优势。例如，运营商提供了一些特殊接入号码，例如96446、96448等，提供IP语音服务，同时将资费降低到0.4元/分钟，甚至在一些地方城市则更低；一些跨地级市的长途已经降低到0.3元/分钟左右，如果通过购买卡，还可以获得每分钟0.24元的优惠价格。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固定电话市场的资费体系已经调整到位了。记者2004年10月在上海所做的调查已经表明，上海电信并没有向公众提供特殊接入号码等优惠服务，而相关的家庭IP电话使用，也必须通过营业厅申请才能获得，这一情形对于声称要进入市场竞争的中国电信而言，无疑是灰暗的一个记录。
　　相对而言，则是新入局者的“清新”一面：使用Skype呼叫固定电话的费用，即使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来回奔袭，也只是相当于每分钟0.20元人民币左右—惟一的不同在于，Skype的呼叫端为计算机而非电话。
　　农民工电话则更为便宜，使用成本基本为零——因为其非法状态，所有的网络运维工作基本上已经由运营商完成了，而且，更有甚者，“当运营商的网络基本建设完成之后，所能提供的传输速率已经在那里了，无论是使用20%还是80%，对于运营商而言，能够增加负担的，只有统计、计费和用户管理这一些问题，既然‘农民工电话’都不在其系统中，自然也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对于运营商来说，‘农民工电话’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东西，前提是运营商能够容忍这些利益的流失。”河南电信研究院的那位研究员说。
　　换言之，随着技术的进步，运营商在话音市场中的“集体垄断”、“高额利润”问题越来越明显，而这是导致非法运营猖獗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运营商仍然无法推出能够吸引用户的新兴增值业务，另一方面对于维持ARPU值的目标诉求，使得运营商在长途语音业务市场上的资费策略欲迎还拒、欲走还留，而最终导致运营商内部“向外开放的端口”的“内鬼”出现。
让“农民工电话”真的为农民工！
　　需要看到的是，当前的“农民工电话”、“便宜长途”，其根本点并不在于方便农民工；或者说，为农民工节约费用，只是非法运营这个产业链在实现链条价值的过程中的重要依赖和工具—在运营商资费政策仍然固化的前提下，农民工群体是非法运营者获得利润的最快工具。
　　记者一度在网上发起分析非法运营的请求，得到的反馈是，收拾“内鬼”的方式并不可取。一位运营商工作人员在给记者的邮件中表示，“开端口的事情并不容易杜绝，一来属于技术层面的东西，公司高层不一定感兴趣，另一方面，只要有诱惑在那里，即使今天弄清澈了，明天同样有可能再搅浑了。”
　　试想，如果运营商能够改变自己的资费策略，提供与非法运营的“农民工电话”在同一水平的资费策略，非法运营或许不久就可以销声匿迹了。但是这样的建议又很难被运营商采纳，原因很简单：一旦农民工电话方式出现，其他的长途资费是否也要有相应的下调措施？随后而来的整体ARPU值的下降，运营商心理是否能够承受得住？
　　据记者调查所知，随着国内外资费水平对比日益透明，中国运营商原先所声称的“中国资费标准低”的情况，从经济收入与支出比上看，并不是事实（除了短信资费标准之外），而且，运营商对于资费标准发展的多种承诺，也没有实现，而长途语音资费又恰恰是其热点所在。因此，运营商几乎不太可能为“农民工电话”而改变自己的资费策略，除非SP们具有发展语音电话业务的权限，但这一点在当前仍是政策雷区。
　　所以说，当前情形是，农民工打便宜电话容易，但如果说“农民工电话”真的是为农民工的，还远远是言过其实了。一个大的产业黑洞就在眼前，管与不管，如何去管，或许，都已经是技术实现之外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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