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自杀预防呼叫中心的“大桥电话”，平均下来一个月只会响起一次。所有工作人员都认得这部电话的特有铃声，通常只会在半夜三更时响起，那声音似来自遥远的低沉的呻吟，就好像电话本身都深陷痛苦。每天24小时全年无休守候在这部电话边上的是“生命网络”热线（LifeN et）的工作人员，每当那特殊的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从11座大桥上其中一座打来的，而打电话的人很可能正考虑从桥上跳下去。
“生命网络热线”是服务于纽约大都市区的精神健康和自杀预防机构，在美国类似的呼叫中心一共有161个，组成全国自杀预防生命热线网络，总部就在纽约。呼叫中心最繁忙的时段是早上9点到下午7点，20多个工作人员坐在办公室里，他们面前是巨大的电脑屏幕，屏幕显示还有多少电话在等待中，乍一看，这里很像普通的电话推销中心，只有看到“大桥电话”才会意识到办公室里真正发生着什么。这电话是从大桥上直接连接到生命热线呼叫中心的直线电话，有点类似连接在总统椭圆办公室里的红色神秘电话。电话前的墙上有一幅巨大地图，详细标明11座大桥的位置，大桥上有多少电话，每个电话的具体距离和编号，电话响起的时候，工作人员能马上判断出是哪一部电话打来的，因此马上采取援助行动。
随着自杀人数逐渐增多，公共机构一直在讨论如何更好地阻止自杀，过去15年相当多的公共政策和政府资助转向更广泛的精神健康运动，目标是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焦虑和抑郁，这两种情绪往往最终导致自杀。但是批评者认为这可能使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在自杀边缘徘徊的人得不到支持。
专家们一直在思考，有限的资源是应该投入到“上游”，即大量的精神抑郁的人群，让他们免于滋长出自杀倾向，还是更应该专注于“下游”、少量的在自杀边缘的人？如果这个问题将由“生命热线”来决定，那么“大桥电话”根本就不应存在。全国自杀预防热线的主管约翰说：“如果他们（打电话的人）真的在那里，我们能帮助他们，但是如果把资源投入到上游的预防自杀，将会节约大量成本。”
生命热线，上午10时15分。
德利戴上耳机然后扫了一眼屏幕，有5个人排队等待与工作人员通话，另外还有几十人已在线上。德利是纽约自杀预防中心的50名工作人员之一，他们保证中心日夜运作不断。29岁的她是心理治疗师和行为纠正专家，从2009年开始在“生命热线”工作。她所使用的电话，有大约14条帮助和服务热线与之连接，包括从国家到地方的心理安全和健康热线，防止欺凌热线，飓风桑迪之后开设的专门热线以及有特定语言要求的援助热线，甚至还有一条专门为全国橄榄球大联盟开设的心理健康热线，帮助有需要的橄榄球运动员。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受过专门训练，能回答任何求助者提出的问题。
这天早上，德利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O A SA S帮助热线，这是纽约州为了对付药物和酒精滥用问题而设置的热线，通常工作人员不知道打电话的人具体是谁，但清楚是从哪条热线进来的，他们因此能判断接下来的对话的难易程度。如果是从“生命网络”来的，通常是询问一些基本信息，这是压力最小的一类电话。但如果是从“国家自杀预防中心”的热线进来的，则需要深呼吸保持冷静，这是最困难的一类，而现在面对的药物上瘾的热线，通常而言是中等难度。
德利通过一系列提问判断对方的严重程度，她的嗓音温和、轻快但是很坚决。工作人员惯例要询问对方是否想过自杀，是否有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倾向，因为谁都不知道，一个关于酒精或者药物滥用的求助电话会不会在下一分钟就变成自杀求助电话，因此一定要问。在挂掉一个电话后，工作人员有3分钟的时间将信息输入数据库，然后深呼吸，又要接下一个电话，通常会有5到7个人在排队中。
“全国自杀预防热线”同时处理“上游”和“下游”的个案，他们在户外广告牌、公交系统和电视上做广告，针对那些有焦虑、孤独和抑郁问题的人，这些人一般还没有自杀“积极性”。对于那些马上可能自杀的人，该机构也提供紧急资源。打往生命热线的电话逐年递增15%，预计2013年会有110万到120万通之间。
主管约翰是个坚定的早期预防策略的支持者，他本身是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治疗师，曾有丰富的、危机情绪应对的经验。他与人对话时冷静并具有目的性，稳定地看着对方的眼睛，总是提到对方的名字。
上个世纪80年代，约翰是“危机处理治疗流动小队”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医生们进入那些有精神疾病但不愿意寻求帮助的人家中主动提供帮助。那段经历使他相信，整个国家心理健康系统的最大问题在于，需要帮助的人不会主动求助，而系统的设计对这些人极不方便，他们往往被遗忘在系统之外。现有的系统会说：“好的，看上去你的心理健康有点问题，我们的心理医生在下个周二9点会在诊所等你。”结果是，2/3的病人永远不会赴约。心理疾病患者不愿意主动面对他人，尤其是解剖内心的医生。
正因为深信整个系统需要改革，约翰参与建立了24/7不间断的“生命热线”服务。“生命热线”在2001年声名远播，因为“9·11”事件后相当多的心理受创者致电寻求帮助。那时有大量人表示有抑郁、焦虑情绪甚至是心理创伤，短时间内“生命热线”的雇员翻倍，电话量也倍增，从那以后一直没有减少的趋势。2004年这条热线被选中加入全国预防自杀系统。
今天，约翰和他的下属们监管着161个呼叫中心，只要你拨打1- 80 0 - 273-T A LK，就会自动连接到离你位置最近的一个呼叫中心，过去一年中，有800万美国成年人严肃地思考过自杀问题，只有110万真正尝试自杀，最终自杀成功的人则更少。相对，打进“生命热线”的电话量已经达到一年110万，约翰认为是很不错的成绩。他说：“打电话的人多了是不是意味着内心压抑的人也增加呢？事实未必如此，只能说明之前有很多焦虑、抑郁的人不知道还有‘生命热线’这样的资源能提供帮助。”
可是要总结预防自杀的计划是否奏效是很困难的，除非有人站出来说，自己很想自杀，但是因为这个那个改变了决定，这样的人并不多。美国自杀研究学会的专家相信，处在自杀危机之中的人如果马上能得到援助，很有可能改变主意，但是这种援助会不会是一通电话这么简单呢？
几乎所有获得联邦资助的自杀预防机构都在全国范围做广告，但是批评家相信这么做其实是滥用资源。很多组织展开了可以说是一场“阻止自杀”的运动，浩大的宣传耗费大量资金，虽然广泛触及可能有精神抑郁的人群，但对于有真正自杀倾向的人帮助并不大。在阻止自杀这个领域，一些专家认为针对大众进行大面积的宣传肯定是浪费，因为需要专注的领域其实很小，可能执行自杀的人是很小一个群体。
不过，根据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的统计，死于自杀的人中，90%有存在日愈恶化的精神问题，很多会有滥用酒精和药物的历史，通常会有多种精神疾病伴发。其他可能诱发自杀的因素包括之前不成功的自杀企图，家族具有精神病史以及家庭内部的暴力事件。如果我们知道哪些人是离自杀行动最近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资源更明智地使用，将这些人确定为重点目标呢？例如一个大型企业关闭，工人大量失业，是否应该对相关社区进行重点宣传，提供心理咨询帮助呢？
美国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SA M H SA）是政府预防自杀的另一个机构，可是在过去两年中，管理局向联邦申请的、针对自杀的预算在减少，相反普及到大多数精神健康有问题的人的资助却在增加。2014年财政年度，该机构申请的用于阻止自杀的预算是5000万美元，比2012年减少了800万美元。每年，该机构为“生命热线”注资370万美元。以前曾有专门的一笔预算用于跟踪致电者在与电话那头的心理咨询人员交谈之后的行为和精神状态，以此评估“生命热线”的有效性，通常每年在70万美元到170万美元之间。管理局的执行主管理查德（RichardM cK eon）认为，预防自杀的重点应该是那些“积极地”考虑自杀的人，尽管大众的心理健康和行为健康也很重要。只有真正接触那些随时可能自杀的高危人群，才能真正减少自杀的概率。
目前有很多计划项目，目的在于获得政府资助后尝试定位并帮助高危人群，例如一个名为“活着的游戏”的项目，它深入到22个公校系统。这些学校都位于贫困区，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很糟糕，在这些人群中发现不少对生活失去希望的年轻人，他们是自杀的高危群体。
但是所有这些早期介入行动，其科学依据是非常模糊的。甚至对精神健康进行的大面积的公众觉醒运动，也没有坚实的科学证据证明有效。
2009年在《精神病学服务》（PsychiatricServices）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报告，收集并研究了从1987年到2007年间200篇公开出版物，发现几十年来政府进行大量资助，各机构孜孜不倦地宣传，但对于提高对抑郁人群和有自杀倾向人群的关注和理解度几乎没有效果。公众对精神健康的理解也还停留在很原始的阶段，例如认为精神抑郁的人只占很小比例。所有这些“运动”并没有减少自杀行为，更加不能促使心理上需要帮助的人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主动走进诊所。2010年《危机》杂志上发表的另一篇论文认为，大户外大广告牌上做心理释放型广告对青少年反而会有负面影响，他们会对求助策略产生抵触。
同样地，要衡量好像“生命热线”这样的援助电话对于有自杀倾向的人到底有多少帮助，也很困难。在2007年到2012年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团队进行了数次调查研究，认为一部分打电话的人，在和德利类似的专业受训的心理交流师交谈后，内心的抑郁感减少，自杀倾向也弱一些。在同意接受后续采访的致电者中，12%的人表示，在与电话那头的人交谈之后，伤害自己的意愿降低了，自杀的念头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强烈。有超过一半的致电者听从了工作人员的建议，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正面面对心理问题。有80%的受访者表示，相信“生命热线”对于延续自己的生命有积极作用。
可是，为什么“生命热线”接到的电话越来越多，自杀率却还在上升，谁也不能准确地给出答案。
生命热线，上午11时14分。
德利上班后不到一个小时，接到第一个电话来自“国家自杀预防中心”。对方是个男性，从早上7点开始已经联系呼叫中心6次，他讲西班牙语。他告诉德利自己经常听到不存在的声音，但是不想联系心理医生，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马上就要死了”。对于德利来说，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是她和同事们每天都会听到并处理的。不过类似的人中，中年男性的比例越来越高。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生命热线”的工作人员明显注意到这个趋势，最集中的原因是他们都遇到了财政困难。
在城市里，中年男子的自杀率升高；在乡村地区，中年男性的自杀率则上升更快。美国怀俄明州是全国自杀率最高的州，在该州的公园郡，也就是着名的黄石国家公园所在地，2012年每10万人中有45人自杀，而全国平均自杀率为12人左右。乡村男性具有所谓的“牛仔性格”，也就是遇到困难自己解决，不愿求助，这种文化不鼓励有心理问题的人主动寻求帮助，此外乡下枪支拥有率较高、心理医生稀少、地理和文化相对隔绝，都成为自杀率一直高于城市的原因。怀俄明州恰恰是美国全国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州，也是除了阿拉斯加之外人口密度最低的，全州只有一个呼叫中心与“生命热线”联系。当地的工作人员发现，如果要接触到乡村地带的脆弱、高危人群，必须从他们的精神状态出现一丝异常的时候就开始就接触他们，走进他们的生活，也就是从上游就做工作。乡下的生活是那样规律而枯燥，一旦他们已经开始思考自杀，此时再接近他们不会有任何效果，他们会封闭内心，拒绝帮助。
接受了相关建议，怀俄明州政府花费5万美元集中在一个郡的电视上和户外广告牌上投放广告，广告上是个饱经沧桑的中年男子焦虑的脸，广告语是“兄弟，我们知道你的感受”或者是“在这里不容易”。
接下来的6个月时间里，因为广告的效应，当地的“生命热线”接到的电话增加了109个，对于那些支持“上游”援助策略的人来说，怀俄明州的例子可能要算个典范，但是在其他地方，5万美元的广告费能否提高公众的意识，能否带来更多电话，没有人能知道，或许更多人会认为这纯属浪费。
生命热线，上午11时25分。
德利正在输入之前一个致电者的基本信息，也就是那个早晨已经打过6次电话的男子。她认为他还不属于马上会实施自杀的那一类，而且对方明确表示，在与德利对话后“接下来一天的日子会好过点”。德利相信，如果这个男人再打一次电话来，她有机会成功劝说他前往心理治疗诊所。
一天工作下来，德利会接到25到30通电话，在这样的地方工作看上去很可怕，但其实和一般的办公室没有太大区别。在茶水间也会有聊不完的八卦，中午的小型聚餐总是很愉快，但实际上这个办公室挽救过他人的生命，无论多少，这或许是职员们自己都不能确信的。
德利说：“我总是对身边的朋友说，我的工作是阻止自杀，而不是协助自杀，所以并非想象中那么可怕。我和同事们每天说的都是关于希望，而不是死亡。”
一个必须清楚的现实是，美国每年有110万成年人想自杀，但是最终死于自杀的人只有38000人，这说明绝大部分自杀还是被提前阻止了，只是背后的故事并不完全为人所知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