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经营模式现如今并不新鲜。早在几年前，“无人报摊”、“无人菜市”等就频频被媒体报道，并得到小范围试验或推广。不过，认真搜集各方资料后不难发现，此类模式的发展轨迹往往是“见首不见尾”，因而来自群众方的非议质疑声也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以前阵子炒得火热的“无人超市”为例。6月6日，芝麻信用联合北京全时便利店、杭州的华润万家Vango在两地各推出一家“无人超市”。顾名思义，即没有服务员和收银员提供服务，购物、付款全由顾客自助进行。收款柜台上的收款二维码和流程图可以方便消费者通过手机支付宝扫码进行付款，消费者也可以选择投放纸币。不过，由于目前尚缺少自动识别商品条形码和商品价格的设备和技术，无论是用支付宝还是纸币付款，前提都需要消费者自己算出商品总金额。因此，在试点当天，很多顾客都在付钱多少上遇到了难题。据相关消息显示，杭州华润万家Vango当天总共卖出了1.67万元的商品，收到顾客的自助付款约1.37万元，应收账款和实际收款相差3000元，付款率为82%。不出意外，差额的原因远比“无人超市”本身受到更多网民和媒体的关注。接下来的新闻报道中，个别消费者在“无人超市”中“顺走名贵商品但没付钱”、“只给10块便拿走昂贵烟酒”的行为被相继曝出。社会公众对相关话题的热议由此引发。
与此前的一片叫好声形成鲜明对照，舆论的倾向在这时形成了较大程度的反转。所谓的“道德上的自觉”或“诚信的测验”在冷冰冰的数据之下变成了一道对“无人超市”意义考究的辩论题。对于老生常谈但又亟需构建的诚信体系，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在互联网经济的推动之下，我们是否还能用以往的诚信评价标准来考核消费者行为？
“无人超市”是新阶段而非新事物
超市在中国的发展迄今为止也不过20余年，但每年各类消费纠纷却层出不穷。消费者总想买到更好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而商家则总想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多的利润，这一矛盾可以说是各种消费纠纷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但是，事物的内部矛盾正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庞大的人口基数使中国消费者对于超市的需求非常巨大，而生活质量的提升也使大家对超市的服务水平有了更高要求。因而超市的变革和转型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课题。“无人超市”作为颠覆传统超市零售模式的创新，对开创互联网时代新型零售模式有更积极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新的事物。
哲学理论中，主要矛盾的转化并没有消灭发展中的事物，而是使事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放在各行各业互联网化的今天，“无人超市”并不是超市发展的最终形态和目标，也不是一种脱胎于现有零售模式的新兴事物，而应被看作是事物再生产自身的一个环节。它可以被理解为O2O+传统零售业，建立起集商品种类、顾客诚信于一体的大数据系统成为其发展重点，因此，“无人超市”对消费者和超市经营本身这两方面均提出了更高的考量标准，消费者的和经营者的诚信构成了良好消费体验的根基和立足点。这类似于如今“信用卡”形式的信用消费过程。
那么从这一层意义上而言，外界对其施以的否定和质疑并不应该被我们不加判断地全盘接纳。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无人超市”对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消费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事物新形态的发展前进和落地生根，需要消费者先转变自身的思想观念。
“信用消费”是一种精神和情感
诚信是一种生产力。马云曾对“诚信”二字有着特别的情感。他在一次发言中谈到：“诚信是有价值的，是可以变成钱的，诚信是最大的财富。如果失信者一路绿灯，守信者步步维艰，那这个社会就麻烦了。”正是这种价值观和核心思想的支撑力量，支付宝才能在互联网金融的浪潮中稳步前进，逐步搭建起消费者、中小企业和金融产品之间的动态桥梁。
“信用消费”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的有效手段，同样也是一种精神和情感。
说它是种精神在于，无论何种社会背景之下，信用消费和信用社会的构建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却是必须的，而且是迫切的。“信用”需要商家与顾客共同遵守。商家要诚信经营，完善运营模式；顾客要诚信消费，合理维权，这就是“诚信”的良好体现。一方面，“道德上的自觉”应该构成全社会公民的真正需求。另一方面，崇高的社会理想，优秀的价值观应该被企业看作比商业模式更重要的品牌力量和发展力量。
它是一种情感，这源于信用为全社会创造的无形的“沟通”平台。史蒂芬·柯维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书中谈到过人际关系中的“双赢关系”。即以品德为基础，才能建立和维护与他人的双赢关系。而双赢的精髓就是信用，即情感账户。所谓情感账户，储存的是增进人际关系所不可或缺的“信赖”，也就是他人与你相处的一分“安全感”。如果彼此信任，就能坦诚相待，不管看法是否一致。“无人超市”亦是，如果商家多一份信赖，顾客多一份信用，那么“无人超市”才能有灵魂，才能真正深入信用蓝海，才能成为互联网经济下有实际价值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