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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不动的“大象” 运营商内耗二十年

2014-11-25 15:54:11   作者:网优圈   来源:飞象网   评论:0  点击:


  电信改革二十年前起步,六家运营商粉墨登场,拉开竞争战局。转瞬间六家又合并为三家,在国家任务的指挥棒下,电信运营商亦步亦趋、内耗严重。

  没有竞争,“大象”永远在原地喘气。最终拆除“花园的围墙”的却是互联网公司,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错过变革良机的运营商不得不退守“管道”的身份。三家运营商犹如三国混战,你方降价,我方也降,没有最狠,只有更狠,KPI指标逼苦了苦逼的运营商员工兄弟们。网优圈介绍20年电信改革来运营商的三部曲。

  2014年11月,阿里巴巴发布首个上市业绩报告,一举超过中国移动,成为美股市值最高的中国企业。

  2009年至2013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的市值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但腾讯、百度的市值却分别增长了9倍以上。

  “花园的围墙被拆除了,电信运营商在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环节的中心地位也结束了。”中国移动原掌门人王建宙在退休后出版的新书中写道。

  早在2003年运营商一家独大的时代,阚凯力就曾撰文指出电信产业的核心不应该是运营商,而是应用提供商:“新浪网这些应用提供商应该成为电信业的‘上帝’。只要‘上帝’一天‘牛’不起来,还在那里‘寄人篱下’,我们的价值链就一天不可能构筑起来。”

  年届七十的阚凯力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美国的留学生,在斯坦福大学电机系攻读硕士、博士;曾在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任副主任,前后十几年。2000年任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后,因屡次直言抨击电信业,被业内和媒体称为“阚大炮”。

  运营商们真正感受到这一变化,是从看到了AppStore开始。王建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这之前也有移动互联网,但你每做一个动作,运营商都知道。AppStore起来以后,用户完成整个交易,跟运营商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事震动很大,甚至超过了苹果手机本身的震动,它是一种经营方式的改变。”

  互联网应用风生水起,运营商们并非后知后觉,实际上,以中国移动为例,就曾有数次机会介入互联网领域,但大多都擦肩而过:

  2007年,中国移动推出“飞信”,以免费群发短信,快速俘获了大批用户。然而随着2011年微信的出现,飞信迅速没落;中国移动也曾多次考虑在互联网公司持有股份,始终却没有实现。

  2009年,新浪CEO曹国伟跟王建宙说,要做中国的Twitter。中国移动希望合作,然而在一连串冗长的可行性分析之后,新浪已经把微博做起来了,不再需要中国移动的援手。

  在受到苹果AppStore的刺激后,中国移动也推出了自己的应用商场,称作MM(MobileMarket),但乏人问津。

  周鸿祎说,运营商做互联网是“鲨鱼上树”;马云也曾在中国移动的内部演讲中坦言,“我喜欢在别人的地盘打架。至于你们想搞互联网,恐怕机制不行,年龄也不行了”;2007年王建宙在清华演讲,放话要找“互联网疯子”,并转送脸谱网(Facebook)CEO马克·扎克伯格赠送的衣服,然而这件衣服至今仍未找到主人。

  分分合合

  1949年以来,中国的电信业屡次分拆合并,构成了当下三家独大的局面。移动、联通、电信的竞争核心在于网络。2G、3G、4G时代,因为三家网络选择的各不相同,演化出了不同时期的迥异“战局”。

  在那些年里,电信系统里发生了什么?

  1994年,中国联通成立,这支由电子部、铁道部和电力部“杂牌军”组成的新公司,是打破新中国成立以来邮电部垄断电信业的第一股力量。

  可惜这股力量十分弱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数网竞争——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和开放》一书中回顾:联通成立4年后,份额仅占全国手机市场的5%,总规模大约只有中国电信的1%。

  “联通的对手说是中国电信,实际上中国电信就是一块牌子,背后是邮电部。他跟裁判踢球,不是输定了吗?”阚凯力说,那些年里邮电部对联通的策略是围追堵截,管卡压。

  1999年,时任信息产业部(原邮电部)副部长的杨贤足调任中国联通,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一肩挑”。同时调任联通的,还有时任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司长王建宙。

  新班子上任后,马上就召开专家座谈会,讨论上2G的CDMA移动通信网络的问题。当时,联通已有2G网络GSM。为什么有了还要建,“左手打右手”?

  当年参加专家座谈会的阚凯力说,上CDMA是联通自己要求的,不是国家任务。“为什么要上?因为他们太清楚了,邮电部对联通围追堵截,搞的种种制度,使得联通的GSM网络支离破碎。修旧网,比建新网的费用还高。”

  新书中,王建宙回顾了推动CMDA的艰难:谈判难、买专利难、手机制造难、国际漫游难、销售更难。然而,即便联通为CDMA做了这么多,最终GSM网络仍然是其营业收入的支柱、利润的主要来源。

  国家计委和邮电部门关于分配CDMA手机牌照的内耗,拖了这个新生公司的后腿。

  2004年,移动、联通、电信三位董事长轮换,王建宙任中国移动董事长,王晓初任中国电信董事长,常小兵任中国联通董事长。

  阚凯力说,“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是中央组织部的人事调动,实际上背后推手是国资委。”2003年成立的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它跨行业管理,完全不懂电信,要对手下的电信公司统一考核,末位淘汰”。

  当时,六大运营商并存(移动、联通、电信、网通、铁通、卫通),因为新的考核制度,展开了激烈的价格竞争。移动和联通作为仅有的经营移动通讯的公司,竞争尤其激烈。

  “但是国资委的目的是‘保值增值,做大做强’,它非常反对竞争,说电信运营商打价格战是‘国有资产流失’。于是国资委就天真地认为,换换一把手,就能停止价格战。”阚凯力从这个角度解释了此番人事转盘大挪移的原因。

  国家任务搅黄企业利益

  2001年,中国电信“南北拆分”,形成了移动、联通、电信、网通、铁通、卫通的“5+1”格局。2008年,电信业再度重组:移动与铁通合并;电信购入联通的CDMA网络;联通与网通合并。最终回到三分天下的格局。

  当时的市场已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移动“大象快跑”,一家独大;联通挣扎在两网互搏当中;电信和网通只能经营固定电话业务,在饱和的市场下增长惨淡;铁通、卫通的势力更是远不敌前面四家。

  “烂土豆分堆儿,怎么分都还是烂土豆。”阚凯力认为这样的重组方案仅仅是表面光鲜:重组后,移动不将铁通纳入上市公司结构中,铁通依旧是穷光蛋;电信花了两千多亿拿到了CDMA网络,实际只有2800万的用户;联通与网通合并后,两套班子、部门重叠的冗员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他认为这一方案并未触及根本问题:国企的基本体制没变;国资委行政命令一刀切的考核制度没变。

  几乎与这轮重组同时,电信业迎来了3G时代。2000年起,在欧美和香港就实行了3G牌照拍卖制度,欧洲市价一度飙升至1100亿美元。国内,2009年,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邮电部、信息产业部)向三家运营商发放牌照。阚凯力解释,国外拍卖的是有限的频率资源,而国内给国企的频率是无偿使用的。

  三家运营商拿到的牌照各不相同,导致3G战局中起点各异:联通分到全球应用最广的WCDMA,电信分到美国标准CDMA2000,唯有中国移动拿到的是国内“自主研发”的TD-SC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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