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过往单点的，孤立的，分散的智慧城市建设不一样，智慧城市群的建设往往有着更高维度的要求：智慧城市群往往是要站在区域数十年发展的角度去展开规划，还要协调各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职能、产业协同乃至人口安排。
它的难度显然比单个智慧城市内的单个功能点、技术点的建设要复杂得多。
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常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以一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三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从而形成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
目前世界普遍承认的大型世界级城市群有六个，分别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目前在中国同样有三大城市群正在建设过程中。北有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东南沿海，则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智慧城市群乃至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往往需要华为这类平台级企业去推动。在8月26日举办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华为智慧城市峰会上，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政府部门，华为以及华为生态合作伙伴共同展现出了对未来长三角地区的智慧城市群建设规划。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三角智慧城市群呼之欲出。
建设的难点
2020年的新基建为长三角智慧城市群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过去长三角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持续多年，不过这种建设相对孤立。
智慧城市群是一个立体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各部门、科技互联网、通信、安防、交通等领域及其上下游、供应链众多企业的共同参与。
如果智慧城市是一张完整版图，把它拆解为很多个板块。各家企业如同拼接碎片一般从自身擅长的领域出发，最终构建起完整的智慧城市生态。
然而，在笔者采访各互联网公司智慧城市事业部门的过程中发现，以省为单位的智慧城市建设面临普遍性问题包括这几块：
- 横向协同的问题，如城市与城市间政策、职能、产业的协同难题，政府部门各个委办局之间的勾连有难题；
- 纵向打通的问题，如省级建设落实到市、县时，变成了分开建设，没有统一的规划、规范、技术标准、数据标准。
这些问题的打通，往往需要华为这样的平台级企业去参与。无论是生态建设、标准制定、政府协商、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平台级企业自上而下体系化去推动。
今年8月，以数字经济学者吴全为代表，一批学界业界人士提出“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平台”的政策建议——其目的之一就是借助平台级企业去打通区域之间的壁垒。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武建忠早在2017年一篇名为《数字经济引领新增长》的研究中就提到：
要打造培育数字经济的领军型市场主体，推动品牌影响力大、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带动性强的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加快培育发展成具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行业龙头企业。
原因在于，平台级企业对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平台级企业在数字经济的环境下，在为数字化转型与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 平台级企业在引发中国区域的竞争格局和力量对比，甚至影响城市群发展进程；
2019年9月，IDC在《IDC：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迭代前进中的新建设高峰》中提到，智慧城市“复杂巨系统”技术领域覆盖面广、复杂度高，很难由一家厂商提供完整的端到端服务，因此“平台+生态”模式成为了智慧城市大型项目主流建设方式。
平台的策略
IDC 所说的“平台+生态”的策略究竟是怎样的？在过往政务服务平台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的案例。
智慧城市群的建设问题更复杂，它涉及更底层的技术，更大的范围，华为在其中的经验和实践目前来看是最领先的。华为为代表的平台级企业在长三角这样庞大区域内的智慧城市群的思考往往也是通盘的、完整的。
1、基于区域特色的顶层规划咨询：综合考虑国家创新、国家战略、城市发展战略、城市规划、建设和持续运营的需求，还会制定智慧城市成功的标准评价体系和智慧城市能力发展综合评估模型。
在华为2019年12月发布的《智慧城市顶层规划咨询方法论》白皮书中曾提到过，华为已经完成100多个涉及不同国家的智慧城市顶层规划案例。这种丰富的经验在国内罕见，所以可以看到，这次在长三角智慧城市群的建设中，便是由华为参与设计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智慧大脑工程。
2、政府社会出发的方案集成规划：包含善政、惠民、兴业各个合作伙伴的一系列智慧应用，如涵盖善政领域的智慧警务、智慧城管、智慧应急、智慧党建、融媒体等各种应用；惠民领域可以集成政务、教育、医疗、水务等各个方面的智慧应用；兴业领域包含智慧农业、智慧旅游等应用。
这种集成方案的规划需要从城市居民生活工作、企业经营发展、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相关活动，进行智慧化的感知、分析与集成。尤其是在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繁多，营商环境发达，智慧城市群建设在强化政府管理的同时，更需要提供更宽松的营商环境，华为的集成解决方案往往可以形成这种合力。
3、适应地方特色的场景解决方案：各地方会有各地方的地区发展特色。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考虑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则需要考虑半导体和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长三角地区作为着名的江南水乡，它一方面聚集了大量地区小商品和产业带，还需要考虑江河水网环保问题。
其中华为的AI+智慧水务解决方案可以将收集的水务信息进行及时分析与处理，提供水位监测、河道视频和防洪排涝预警等应用，供水务管理部门辅助决策建议使用。这对长三角地区的洪涝检测以及河网湖泊环保都可以起到重要辅助作用。
平台级企业在建设智慧城市群的时候，往往有自己的一整套优势。
- 基础设施：5G、云、大数据、IoT、 视频、人工智能被誉为是智慧城市“新五大基础设施”，华为恰恰在5G等ICT技术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布局；
- 生态伙伴：在智慧城市领域，华为在全球范围内有6700 家合作伙伴，这种庞大的合作伙伴生态是目前国内首屈一指的；
- 解决方案：去年华为就在智慧城市领域推出了华为HiCity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涵盖城市顶层规划、重塑城市信息基础设施、持续发展运营等方面形成了完整体系；
- 组织拉通：华为这样的平台级企业往往在组织架构层面可以打通企业内各个事业群、事业部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人才还是架构都可以实现力出一孔，达到最高效率。
可以说，华为是目前智慧城市群建设领域中技术最强，生态最大，方案最多的企业。甚至可以说，华为在5G和ICT领域的技术进展几乎决定了中国智慧城市的技术进展。因为5G为智慧城市的电网、能源、交通、安防等方面提供了直接的解决方案。
未来的思考
2014年欧盟曾发布一篇名为《欧盟智能城市地图》的报告，这份报告系统描绘了欧盟当时智慧城市的全景。
在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拥有最多的智慧城市，每个国家都超过30个，已经形成了具备规模效应的智慧城市群。
针对欧洲本地区的诸多发展目标，欧盟的智慧城市群建设中还划定过一些地区标准，这些标准的截止日期是在2020年：
- 就业：有75%的20-64岁的人将被雇佣；
- 研发与创新：欧盟3%的国内生产总值（公私结合）用于研发或创新；
- 气候变化与能源：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1990年低20%（如果条件合适，甚至30%），20%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提高20%；
- 教育类：辍学率降低到10%以下，至少40%的30-34岁的人已经完成高等教育；
- 贫穷和社会排斥：贫困和社会排斥或面临贫困和社会排斥风险的人口至少减少2000万。
我们可以发现，欧洲智慧城市建设和当地经济发展目标是紧密结合的。华为在一篇名为《智慧城市未来的关键：经济活力与系统性规划》的报告中提到过这样一个观点：
智慧城市是数字化技术与城市关键要素的有机融合，智慧城市作用的发挥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城市经济、社会活动，加速城市进化来实现。城市发展的核心是城市产业的发展，城市层面，智慧城市的经济活力主要体现在数字化与产业的结合。
这种思路其实也是当前长三角地区智慧城市群的建设思路。回到欧洲来说，这样庞大的目标显然需要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配合。事实上，这种配合早就在展开。
早在2012年，欧盟8都便共同推动城市SDK计划，以提供API的形式让城市间更容易进行资料交流，以达到善用各城市大资料的资源，并加速开发城市应用服务的目的。
这项城市SDK从2012年开始推动，总预算680万欧元，主要资金来自欧盟竞争力和创新架构计划（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on Framework Programme，CIP）之下的ICT政策辅助专案。
参与的城市包括、阿姆斯特丹、巴塞隆纳、赫尔辛基、伊斯坦堡、拉米亚、里斯本、曼彻斯特及罗马，并由三大组织负责开发与推动，包括赫尔辛基市的数位服务部门Forum Virium Helsinki、曼彻斯特的创新实验室FutureEverything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艺术与科技研究组织Waag Society。
从欧盟的建设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智慧城市群中可能会采取的策略：
- 数据打通：明确梳理城市数据、政务数据架构，通过重视设计数据资源、目录以及数据标准，乃至数据模型、数据流向的方式形成清晰的数据结构；
- 标准打通：形成明确和量化的安全体系、标准规范体系、运营体系与治理体系，让每一座城市在城市群之中都可以在一个衡量标准下形成合理评价；
- 接口打通：形成数字化服务接口，并进行业务流程灵活编排，支持业务敏捷与创新，让诸多服务和应用可以实现短周期迭代，不同城市之间的服务、数据也可以通过接口进行流转。
智慧城市群建设往往需要有明确的方向、清晰的标准，以及具备足够牵引力的领头羊，乃至能够形成足够大生态规模的合作伙伴。
当下国内企业之中，可能只有华为具备这种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