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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是公益性国企?开什么玩笑

2015-04-03 14:01:07   作者:白永忠   来源:创事记   评论:0  点击:


  若运营商成为公益国企,那么日赚3亿元的中国移动将会成为历史,但这些“省下的银子”未必会惠及广大手机用户。因为无论是近期广为关注的中央专项巡视,还是媒体以往的深度报道,都表明先天性公司治理缺陷普遍存在于央企,而这足以大量蚕食甚至完全吞噬任何可观的利润。以“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豪壮言语而出名的中石化原董事长、总经理陈同海,在2009年7月因巨额受贿2亿元被判处死缓,就曾被曝日均挥霍4万公款,而近日《中国经济周刊》也披露了“另一桶油”中石油在周永康执掌年代、每顿宴请消费不低于10万元、且此类宴请几乎每天都要发生的奢靡之风,中石油集团党组成员常设9人,已有王永春、李华林、温青山、王立新和廖永远等5名党组成员落马,占比过半。部分业务出现亏损就向政府伸手要补贴、自己日进数亿然而上缴红利却极少,被网友戏称为“猪也能领导”的垄断央企却存在着对高管的过度物质激励和员工超高福利等内部人控制问题,还有频发的、让人不能容忍的国企自肥式丑闻,如“豪华车队”、“天价酒”、“自肥式车改”、“团购住房”、“天价名片”等等,这一切都让民众心中的公益性远离了现实中的国企。

  关于公益型国企的争论,源自2011年12月10日时任国资委副主任的邵宁先生在 “2011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的发言,他当时表示: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国企将朝着“公益型国企”的方向改革,重点在于提高透明度,以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公众的利益。

  邵宁的公益型国企论,很快遭到了中国财经界的广泛质疑和批评,有学者直白地认为,垄断者从来都是打着社会公益的幌子,为自己的霸王合同和骄奢淫逸树立道德形象,然而掩耳盗铃的说教替代不了公众作为消费者的切实感受。确实如此!12月12日在新浪网登载的一篇《新京报》文章,不到24小时就有近万人参与评论,而且批驳性言论处于绝对的压倒性态势。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从获得众多网友支持的评论,可以看出普通民众对国企公益性的否定、抵触与怀疑:“XX!这种资源垄断企业怎么可能甘心为公益服务?不开放自由市场竞争,拿这种幌子来忽悠大众,你以为经济规律可以随便操纵嘛?”、“我没听错吧?最黑的垄断企业竞然是公益企业?”、“哈哈,垄断合法了。你说他垄断,他说自己是公益国企,你指责他涨价,他说要持续性发展!”

  颇具戏剧性的是,作为国资委下辖但与国资委行政地位平级的正部级央企,中石化的董事长傅成玉于12月26日在出席一项活动时说,企业没有竞争和盈利能力是不可能立足的,因此,所谓“公益性”企业是个误会。这以“热”笑话的形式为邵宁公益型国企争论的“冷笑话”划上了句号!

  国家电网在欧洲进行了巨额投资,而且都上了新闻联播进行宣传,中国移动也早已通过并购进入了巴基斯坦和香港的移动市场,成为落实电信央企“走出去”战略的表率——“做公益”都做到海外去了!实际上,在欧洲一些国家是不允许国有公用事业公司到国外投资运营的,因为这与这些公司创立初衷和目标定位相背离。

  公益国企论的一处致命硬伤,在于其理论上不能自洽。郭美美事件三天毁掉红会一百年,这令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女士很震撼,从那以后,在很长时期内,“公益”由一个褒义词变为网络语境下的“贬义词”。在中国现有舆论环境、政治体系及法制状况下,电信央企的公益性还是少提为妙,更何况全球法制国家中还没有一家纯粹公益的国有电信运营商案例。

  普遍服务和应急通信:市场失灵、国有产权与法制的“法力”

  尽管从理论上看,100%国有资本的PTT(国家邮政电报电话运营体)应当拥有比私有企业更高的道德水准和公益色彩,但“普遍服务”这一概念及其初始制度构想和安排,却是由100%私有公司提出和创立的:二十世纪初,美国AT&T总裁西奥多 威尔(Theodore Vail)正式公开了尚处于固定电话业发展初期的普遍服务设想。

  电信普遍服务,是指所有用户能以可负担得起的合理价格获得基本的电信服务。在当今社会信息化发展发展愈来愈快之际,普遍服务问题还与“数字鸿沟”现象“交融”在一起。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数字鸿沟”造成的差别,已经成为中国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等“三大差别”之后的“第四大差别”。

  中国的许多电信监管制度安排,远远超出了中国特色所应有的合理范畴,在国际上属于“独此一门”,而普遍服务制度与政策正是其中一项。监管者以貌似公平与拥有效率的方式,采用了运营商分片包干模式,来施行这一制度。但实际执行效果,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地方GDP造假式的“以下欺上”现象、缺乏透明验证与监控程序等情形,恐怕连监管者自己都难以知道。

  逐利性决定了运营商热衷于投资赚钱的地方,对于不赚钱或者亏损的地域,运营商一般不愿或者会放弃投资。这种撇奶油现象实际上是广义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需要“看得见的手”的介入,即通过硬性的普遍服务制度确保公众的基本通信权。

  普遍服务制度是诸多电信法律制度中难度较高的一项法律制度,透明、公开的程序规则是这一制度成功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有法治下,通常是“重实体、轻程序”,电信监管等行业规制更是如此,规章制度通常只是征询电信运营商等业内企业的意见,最好情况也只是在网络上公布征询意见稿,但也仅仅是到此为止,后续法律程序的几个步骤都没了。而且重要的是,制度是用来执行的。

  国人都晓得美国是个法治社会,美国公司非常重视法务工作,但即便如此,有着庞大法务部和政府关系部旨在确保合规运营的美国大型电信运营商,也有时会因为违反普遍服务制度而被美国通信监管机构FCC予以处罚,这充分说明普遍服务制度的复杂性。就在今年一月,美国最大电信运营商Verizon就因合规细节方面的疏漏而被FCC处以500万美元的罚款。在中国,监管者在宣称全力推进普遍服务工作时,往往要求“运营商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解决普遍服务问题”,但还没听说哪一家运营商因违规而被采取执法行动。在工信部手机实名制执行一年半之后,在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开展为期一年的电话“黑卡”治理专项行动之后,央视3 15晚会曝光了联通手机实名制形同虚设问题,被曝光的常德联通也只是被湖南通信管理局罚款6万元了事,而且处罚对象是分公司而非电信牌照持有者的集团公司。

  按照我个人十余年跟踪研究判断,两项对比可以直接看出,在普遍服务制度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一是中国老少边穷地区、尤其是西藏与新疆,同美国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居住区和美国大陆的印第安部落之间,在电信普遍服务实效方面的对比;二是中美两国残疾人,特别是失明或视力障碍人士、听力障碍人士,因普遍服务制度而获得直接好处,如果按满分100分进行评估,我觉得,美国可以得90分,中国最多打10分。

  谈到运营商公益性话题时,有一个议题也有必要提及,就是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时的应急通信和运营商通信保障问题。中美两个大国都是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在国内,每每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我们都会从电视报道中看到运营商是多么的尽职尽责,国资委一位领导曾经骄傲地说,国有企业在宏观调控和提供公共品上意义重大,角色特殊,关键时候还是亲儿子好。美国没有电信央企,不存在亲儿子、都是归入野孩子行列的私有运营商,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它们的表现差吗?2005年8月卡特琳娜飓风重创美国许多地方,整个受灾范围几乎与英国国土面积相当,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造成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估算“卡特里娜”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然而,美国运营商的表现并不差。电信业是一个管制行业。电信许可制度的最基本目标是保护公众利益,因此从许可的授予到续延、从变更到修订,作为被许可人的运营商,在监管者有关公开、透明的行政性程序中,都必须证明其“促进了公众利益”,因此当灾难发生需要通信保障时,几乎没有一家有胆量疏于懈怠。2005年11月,一家运营商就因为救灾表现好而收到了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亲自签名的一封表扬信。

  实际上,与普遍服务制度一样,大灾大难时的应急通信与通信保障,关键在于制度本身的完善性与完备性,把希望寄托在“流淌着高尚道德血液”国企的自觉自愿上,可能会在某时或在某地有效,但很难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有同样效果,从根本上讲,这即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所在。

  论及国有运营商在应急通信与通信保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非同寻常的政治责任,有一个鲜活的案例值得解读。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里氏7.1级地震,造成通信设施严重破坏。根据2010年4月19日《成都日报》的长篇报道,灾情发生后,四川移动立即成立了救灾保通信应急小组,于15日上午8时,由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亲自挂帅,带领由68名通信技术工程抢险人员组成的“抗震救灾突击队”,出发赶赴青海玉树执行通信抢险任务,并在抢险救灾中为确保通信生命线的畅通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青海临近省区由省级运营商“一把手”带队前往震区救援的惟有李华一人,为此,中国移动一位副总裁还专门致电李华,感谢四川移动的全局意识、大局意识和牺牲自我支援兄弟单位的精神。

  然后,以上事实背后还隐藏着灰暗的真相:就在地震发生之前约20天,2010年3月底,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携款潜逃,媒体称“卷走的巨款高达4亿元”,而李向东由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慧眼”相识、一手提拔并委以重用,《新世纪》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等国内有影响力的财经杂志与报刊都进行了深度报道。6月29日,李华被四川纪委双规的消息见诸报端。2010年12月《时代周报》报道称李华受贿近20亿元,创所有落马贪官新高。2011年8月,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四川移动原董事长、总经理李华因受贿高达1,600余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李华受贿行为横跨了其担任四川董事长、总经理的十年期间(2000年至2010年),媒体报道称,李华出事并不突然,关于他的举报信多年来在中国移动内部一直就没有停过,而这并未影响李华的“上行”,坐镇四川移动十年多的“藩王”李华的升迁之事在2010年初已基本确定,但李向东出逃事件彻底颠覆了李华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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