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企业能够实现逆势发展和产业升级与其持续多年的大规模研发投入和成功的海外并购战略密不可分 。研发投资支出已占到产业总收入的3.5% ，并购方面，仅2010年和2011年就达107次，并购总额15.4亿美元（NASSCOM，2012）。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对成本效率的持续关注，印度企业加快向二三线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扩展业务，不但大中型企业出于成本效率和人才竞争战略考虑，积极开拓二三线城市的人才资源，印度还出现了专门在小镇和村庄开展外包业务的一些小型企业。此外，由印企开创的GDS系统（全球交付系统。标准运营模式为总部留在印度，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交付中心，在发达国家设立客户支持办公室。）推动服务外包业务由离岸交付模式向全球交付模式（GDV）转型升级，推动服务外包发展进入全球交付时代，也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进入全球服务价值链网络的新机遇。
关于支撑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和升级的主要因素，现有研究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基于要素层面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低成本技能劳动力的可用性；二是持续增长的海外需求；三是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例如殖民时代遗留的资本主义传统、印度人的创业精神和从未中断的私有制体系、海外移民的作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政府政策及其上述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上述因素中，有些为印度所独有，更多则不同程度的存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印度模式”再解读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印度“服务主导型增长模式”存在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
第一种观点是借助于服务先行并带动经济整体增长的发展模式，印度已由传统农业社会跨越工业社会阶段直接进入服务经济社会，以现代服务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打破了长期以来“工业化是经济发展唯一路径”的“铁律”，开创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寻求工业化之外的其他发展路径提供了新可能。
第二种观点是印度模式是由印度国情决定的，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跨越；由于服务外包主要集中于少数重点城市，对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要求较高，只能吸收具备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就业，绝大多数低素质人口被排除在外，属于一种“缺乏就业的增长”。因此，靠服务外包难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也无法实现大面积减贫，也就谈不上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在笔者看来，不宜把印度经验过早下结论。如果以服务经济占GDP比重50%作为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的标志，印度在1999年就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此后服务经济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了稳定增长态势，到2012年，这一比重为57%。（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在以服务外包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产业的带动下，印度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确定无疑。争论焦点在于，印度能否能够通过优先发展IT带动的现代服务产业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并最终驱动国家整体发展。
我们认为，印度以现代服务经济特别是服务外包为先导带动出口和经济增长的现象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应视为更广泛增长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