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向是说印度的增长属于最近二三十年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的一部分，前有亚洲四小龙，之后是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金砖国家。由于内外部条件所限，各国经济增长起点和路径各有不同，正如中国是从农村和乡镇企业以及制造业出口增长开始的，而印度则发端于部分城市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纵向是指就印度自身而言，服务外包产业的高速增长并非横空出世，激发这一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要因素便是1991-1993年的全方位经济改革、积压多年的高素质人才储备以及有利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
关于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能否持续并带动经济长期增长问题，仍然取决于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具体说就是印度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故事，而非只关于印度以服务外包为主导的IT服务经济增长的故事。换句话说，印度现代服务经济能否保持长期持续增长并带来更广泛的发展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产业以外的一系列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
如果聚焦于印度服务外包产业自身，其增长活力和巨大弹性在2008年以来的经济萧条中已得到充分展示，经过危机洗礼，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在国内经济中的比重继续提升，在国际市场的垄断优势进一步加强，全球化运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着提升，为拉动整体经济增长和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服务外包的发展还产生了多方面动态收益。
首先，服务外包成为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生产率水平的重要渠道和具体载体。如果把经济发展的过程视为把资源（主要是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领域转移到高劳动生产率领域的过程，迄今为止，可以把印度的服务增长解释为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向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服务业流动的过程。并且，已有严肃的学术研究为这一判断提供了经验证据。根据世行一项近期研究结果，在印度等南亚国家，最近二十多年中，服务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仅远远超过农业，也显着超过制造业，甚至可与东亚地区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相比，已成为推动该地区整体经济增长和发展转型的新型发动机。
第二，服务外包产业对于其他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也不可小觑。根据发展累积因果论，某一地区或某些产业因初始优势比其他地区或产业发展得快一些，其后可能会因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逐步形成地区经济中心，带动其他地区和其他产业发展。这也是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过程，即“先富带动后富”，印度经验的最新实践或许正在为此做出新的注解。金融危机以来，广为诟病的“过度区域集聚限制增长覆盖面”的问题正在悄然转变，产生积极效果。在危机导致的成本压力的推动下，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开始由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扩展，不仅大型企业尝试在这些地方建立后台服务运营机构，甚至少数旨在推动落后地区发展的社会型企业已实现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初步经验，展示了充满希望的发展前景。
第三，服务外包还通过间接带动低素质人口就业、改变落后地区的劳动力供需结构、对教育投资产生激励等多种机制促进低素质人口分享发展收益。
对于人们担心的低素质人口无法直接进入现代服务产业，进而不能分享发展收益的问题，不宜以片面和静态而应以全面和发展的眼光来看。有关研究表明，一个新增服务外包直接就业，还可以间接拉动4份间接工作岗位，这些岗位通常分布在餐饮、酒店、娱乐、交通等传统服务部门，具有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特征，吸纳了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人口。有学者指出，与农业和制造业相比，减贫与服务部门增长的关联性更强。服务外包还通过增加大中城市的就业机会，吸引更多人涌向城市，改变了偏远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导致农村劳动力供给减少，带动了工资水平的上涨。近几年，印度已出现农村工资上涨速度高于城市的现象。此外，印度教育产业已经在对服务外包的人才需求做出反应，在IT服务产业集聚地区，高中入学率显着提升，对教育投资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投资产生激励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