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裁华为、中兴事件的影响
华为、中兴在美受挫主要是基于非商业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将会对华为、中兴未来在美国的发展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
华为、中兴在美发展的前景蒙上阴影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低迷，国际电信设备市场增长乏力。2011年全球电信设备市场增速仅为12.2%，较之2010年的31%的增速大幅下滑。由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元区债务危机动荡不定，未来几年国际电信设备市场的增速将持续下降，各大厂商为争夺现有市场空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美国的电信市场份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左右，因此将是国际电信设备制造商争夺的最大的一块“蛋糕”。
鉴于这一形势，美国众议院的报告对华为、中兴而言可谓是沉重的一击。目前，华为、中兴的海外市场收入已经在公司总收入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2011年，华为的全年财报显示，华为实现营业收入2039亿元人民币，其中海外市场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68%。中兴的海外市场份额多年来也占据公司收入的半壁江山。2012年上半年，中兴实现营业收入426.42亿元人民币，其中，国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217.57亿元人民币，占整体营业收入的51.02%，同比增长6.20%。从营业收入的规模来看，海外市场均在两家公司的业务格局中占据主要地位。虽然华为在美国销售额仅占其总收入的4%，但考虑到美国电信市场规模大约占全球电信市场50%的份额。在欧洲电信市场萎缩，新兴市场价格竞争激烈的背景之下，美国市场的障碍对华为、中兴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美国国会的报告使得华为、中兴两家公司好像莫名其妙地遭到一记闷棍。该事件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在美国的悲催遭遇。2008年，丰田首次超过美国通用，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而位列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通用、福特、凯迪拉克则在金融危机中苦苦挣扎。2009年，美国多家政府机构对丰田展开集中调查，指责丰田汽车的电子系统存在缺陷，易导致汽车突然加速引发事故，并牵扯出政治献金等系列“丑闻”。这一事件导致丰田被迫在全球展开大规模召回，并陷入市场信任危机。2011年2月，美国交通运输部公布调查结果，承认未发现丰田汽车的电子系统存在缺陷，但此时通用已重占全球汽车霸主地位，而丰田则由于美国方面的安全调查与舆论炒作而元气大伤。当前，如果美国继续加大对华为、中兴的打击力度，这两家公司将会失去在美国市场影响力，就连中国通信产业链也会受到冲击，据有关专家估计，影响企业的直接产值规模可能超过1万亿人民币。可见，如果应对不当，此次华为、中兴事件的后果会相当严重。
美国的不良示范会导致他国跟风制裁中国企业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政府一面标榜并推行贸易与投资自由，却又屡屡挥舞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大棒保护自己的本土企业，反映了其在狭隘国家利益面前对国际经济准则的“双重标准”，为全世界做出一个不良示范。他国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而对中国企业举起制裁大棒。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在年内曾禁止华为公司参与建设其380亿美元的全国宽带网络项目。在美国国会的报告刚刚出台之际，2012年10月10日，加拿大政府对华为公司启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展开调查。这一条款会在不违反国际贸易义务的前提下，区别性对待某些被认为危险的企业，并拒绝其参与通讯网络建设，禁止其承担传输政府电话、电子邮件、数据中心等服务。加拿大政府声称，基于安全考虑，将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政府通讯网络的建设。此外，2012年10月12日，英国议会情报和安全监管部门展开对华为的调查，以确定华为是否对英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鉴于相关国家的类似行动，有理由相信，美国政府对华为、中兴的调查和发布的报告已经并将继续在国际上产生示范效应和对中国企业的负面影响。
华为、中兴的国际化之路不可阻挡
在中国快速发展及民族企业国际化的进程中，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华为、中兴的坎坷遭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充满危机感的霸权国—美国和新兴全球大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内的竞争越来越多，企业之间的竞争、赶超与防范也愈加激烈。由于两国的体制差异巨大，加之高科技产业的收益及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战略意义，美国对中国企业的防范和打压会继续持续。美国的打压对包括华为、中兴在内的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但如果这些企业能够正视企业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断改善企业的结构，提高自身的技术实力和管理水平，学习美国的游戏规则，辅以政府的国际交涉，目前的困难很可能会成为中国企业实力质变的契机。
其实，华为、中兴有今日之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残酷的竞争和锲而不舍的突破。当前，不管是国营还是私企，中国公司“走出去”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两家公司都不可能放弃美国的市场。如果在重压之下能够因应得当，扛住压力，通过不懈努力，华为、中兴两家公司有可能将受挫的挑战，转化成突破的机遇。
如何克服中国高新企业在美遭遇的障碍
基于华为、中兴遇挫事件所体现的种种原因及其影响，中国企业的自身建设、与美国政经社会各界的沟通，以及中国政府的适时支持，对于克服在美发展障碍必不可少。
中国企业的自身建设不可忽视
虽然美国政府对华为、中兴的指责缺乏逻辑、非常牵强，背后的狭隘企图昭然若揭，但其中也提示了这些公司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首先是透明度问题，中国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必须认识到大型的国营公司以及有强大政府背景的私营企业，确实会遭到猜忌与政治封杀的可能性。华为是独立的民营公司， 但长期以来，华为很少透露其国内及国外业务信息， 拒绝公布详细的股东结构， 只大而化之地声称股份完全由职员持有。当遭遇类似“国家安全”制裁时， 华为缺乏评级机构等给出的具有公信力的证明。如果想尽可能消除外国政府对中国企业“与政府有关系”的暧昧指控，中国企业必须做到尽可能透明。其次，要防止外国政府的政治干扰，中国企业需让公司的资本结构和管理结构多元化，加强与东道国公司的合作，促进互利双赢，藉此克服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非商业性风险。再次，企业在国际化宣传上应淡化自己的强势公众形象。最后，由于业内对华为等企业涉嫌侵权、抄袭行为的传言时有提及，因此，华为等企业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在知识产权方面授人以柄。
加大企业在美国的政治公关力度，提升公关技巧
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进军美国市场，分食思科等国际竞争者的利益，必然受到反制。因此，如何防范竞争对手的政治游说对己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拓展自身的公关活动便成了规避政治风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美国，企业可以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利用捐款和多种途径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使自己成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力量。根据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opensecrets.org)统计，思科从1998年就开始游说国会，15年来累计投入高达1572万美元。同时，思科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向美国总统选举捐助了约104万美元。2012年，思科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给两党的捐助资金为22.75万美元。华为、中兴从2005年起也陆续投入经费用于游说美国国会。据美国国会游说登记资料显示，华为从2006年至2012年在游说上的费用总计255万美元，其中2012年占到总量的近一半，达127.5万美元;中兴则从2005年至今花费59.2万美元游说费用，但两家公司的游说投入较之思科的投入仍相形见绌。
游说资金投入的规模不容忽视，但对游说法则和技巧的掌握则更为重要。美国游说公司与美国本土大企业长期合作，其体系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虽然华为等聘请了一些美国前政界人士参与游说活动，但其影响尚难与美国大企业匹敌。同时，中国公司对美国政府游说法则尚不能够运用纯熟，对特定议员的赞助及沟通的方式仍需优化。中国企业需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具体官员的沟通，特别是在涉及并购等问题时，这样会对可能出现的问题防微杜渐、占得先机。
基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及社会形态，其国内利益呈多元化格局。中国企业在美发展需要积极协调与非政府组织、媒体的关系，需要加强与运营商的协作，深化与当地民众(消费者)的沟通。当中国国有企业参与大型并购项目时，由于有国有资本的存在，美国政府和民众很容易误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或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行为，进而使他们感到安全存在问题。届时需要通过媒体让美国政府和公众明白，中国企业的投资与军事、政治没有任何联系。对于美国的电信运营商和消费者，华为、中兴等企业应该强调自身能够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并通过媒体，强调此类对美国社会的贡献。但目前，中国企业与美国主流媒体的沟通和公关力度极为有限，这些媒体很少能发出中国企业的声音。基于这种现实，中国公司要想将游说活动的投入形成现实的支持，尚需时日。
中国企业与政府需以法律和外交等手段维权
美国国会发表的报告以及建议并不具备国际法根据，与WTO“安全例外”条款完全背道而驰，是对该条款的滥用。美国国会报告调查认为，华为、中兴两家公司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并藉此得出两家公司在美投资与贸易行为将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结论，建议对这两家公司的投资与贸易采取限制措施。可是，根据WTO协定“安全例外”条款的规定，“与政府关系密切”这一理由本身就不在GATT1994第21条“安全例外”规定的法定情形之列，援引该条例外限制中国企业投资、贸易的行为根本就没有WTO规则依据。鉴于美国国会上述报告缺乏国际法依据，中国企业和政府需要在否认报告的不当指责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采取法律等手段，据理力争，维护自身的权益。考虑到近期美、欧等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企业投资、贸易现象已成普遍态势，中国政府应下决心运用国际法规则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等法律手段遏制这一态势的进一步蔓延，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为缓解华为、中兴在美面临的非难，中国政府的外交等支持必不可少。当前中美经济关系盘根错节、相互依赖，中国对美国企业的投资并未设置严格的障碍。如思科等美国电信企业在中国享有巨大的利益，其设备已广泛进入中国的金融、能源、教育、政府和家庭通信市场。尽管思科的产品漏洞及安全事件并不鲜见，但中国政府并未以此为由打压思科。华为、中兴在美遭遇打压后，若中国以牙还牙制裁思科等美国企业，则会在惩罚了思科之后，使华为、中兴等企业在美国市场多年的经营效果归零，其结果是两败俱伤，而通过两国多层次的对话解决经济关系中的分歧与纠纷才是理性的选择。这就需要中国政府在与美国进行贸易、金融与投资等方面议题的会谈时，提出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准入和非歧视等问题。这种做法只是履行政府对本国企业的保护义务，并非对市场或企业的干预，不应成为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操纵”企业的口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指控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中兴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之时，欧盟委员会则决定暂缓对华为、中兴的调查，以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实际上，欧盟也担心其在华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到影响。可见政府对本国企业的后盾作用还是极为重要的。
近期华为、中兴在美受挫事件，只是两家企业在美经受前所未有的大考验、大挑战的开端，随着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对华为、中兴两家公司第二轮调查的启动，关于两家企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风波将会继续发酵。尽管目前事态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但回溯华为、中兴成长历程和蓬勃气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两家企业能够不断提升技术制高点、改善企业形象、加强与美国多重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沟通与协作、辅以法律维权和政府外交的支持，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大格局下，两家企业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拨云见日，为企业国际化之路夯实基础并再上台阶。
